厂长的话，像一把锤子，敲在阿不都心上。

他回头看看常鹏，常鹏对他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阿不都异常沉默。

他脑海里交替浮现着：工头克扣工资时不屑的嘴脸，大连学生寄来的手册和信件，父亲瘸着腿去上班的背影，奶奶期盼又无助的眼神，厂长用英语侃侃而谈时自信的样子，还有棉田里那似乎永远也摘不完的、价值七毛钱一斤的雪白棉桃……

两条路，无比清晰地摆在面前。

一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艰辛，是被“没文化”轻易拿捏的无力。

另一条，是充满未知和困难的攀登，是老师、学校、甚至远方陌生人伸出的手，是厂长口中那“让劳动更值钱”的可能。

车窗外，暮色四合。阿不都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周一清晨，阿不都第一个走进了教室。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低头缩在角落，而是走到常鹏和姜恒力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常老师，姜老师，我想好了。我要读书。”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要把书读出来，让我家的棉花，不再只卖七毛钱。”

常鹏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多说，只问：“能吃苦吗？补基础可不容易。”

“能。”

阿不都眼神坚定，“棉田的苦我都吃过，学习的苦，我也能吃。”

常鹏的“一对一补基础计划”简单直接，就从一个单词开始——“tton”。

但这次不同。常鹏带来了不同形态的棉花制品：粗糙的籽棉、洁白的皮棉、柔软的棉纱、织成的棉布。

他让阿不都摸、看、闻，然后才在纸上写下“c-o-t-t-o-n”。

“棉花从地里到身上，要经历很多步骤，每一步都有说法。”

常鹏说：“咱们就学这些说法。”

他不再强塞语法，而是把阿不都带到学校的小菜园，指着正在生长的蔬菜：“the

toato

is

grog（番茄正在生长。）”这是现在进行时。

又带他看食堂阿姨做饭：“the

ok

akes

noodles

every

day（厨师每天做面条。）”这是一般现在时。

习题本上的句子，不再是冰冷的“he____(go）

to

school”，而是变成了“y

father_____(harvest）

tton

autun”或“the

workers

the

factory_____(ake）

cloth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