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生目光落在叔孙川身上：“孤前些日子让奉常制定朝贡制度，是想着奉常能以周时对待蛮夷的方式为底色，构建以大离利益为核心，符合大离国情的朝贡制度。”

“诸位听到孤这样说，或许有些奇怪。孤素来不喜儒学，何以要以周礼为范本？原因很简单，孤认为儒学不等同周礼。儒学主张的周礼，乃是孔孟之主张的周礼，真正的周礼乃至周文王、周公制定的周礼。”

“这两者区别就在于，孔孟之后，儒学各派对春秋、论语所作的注释。”

任平生发问：“奉常，你能说那些大儒所作的注释等同于孔孟吗？”

叔孙川立即回道：“不能。大儒所作之注，皆是以己意揣摩夫子本心，虽代夫子立，终非夫子亲述。

臣读《春秋》三传，左氏详于事、公羊重于义、穀梁精于理，各有其说，而夫子笔削之意，究竟如何，后世谁能确知？若将传注等同于经，恐失夫子本意。”

任平生说：“孤文学不佳，但也识字。浏览史书，周时对待蛮夷，是以中夏为尊，政治臣服为目标，军事征伐为手段，经济怀柔为辅助。且在前中期，征伐为主要手段，故而有了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宣王伐猃狁。”

“直到后期，周室式微，天子再无力征伐，方才改用他策。但诸侯国对于蛮夷的征讨，一直从未停止。至于贯彻始终的怀柔之策，其怀柔对象一直都是那些强大、短时间内难以消灭，一味征伐与国无益的戎狄。”

“奉常，孤说的可对？”

叔孙川起身，拱手回道：“大王所极是。臣读史至此，也曾留意周室强时，征伐为主、怀柔为辅；及至衰微，方不得已改用怀柔之策。可见此策本就是力有不逮时的权宜之计，而非经制之常法。”

他顿了顿，神色坦然：“臣此前所拟之制，只想着安抚远人，却忘了大离今日之势，已非宣和旧日可比。大王今以周史相喻，臣方真正明白，非是厚往薄来不可用，而是此时此地，不合时宜。”

说罢，叔孙川再度拱手道：“臣此后必以此为戒，断不再犯。”

任平生说：“仅是如此还不够。孤让你拟定朝贡之制，除了是你职分所在，也是想借此检验你这些时日在儒学改造小组的进益。如今看来，成效不彰，你尚未明白孤要改造儒学的真义何在。”

“孤今日再与你明，儒学改造，首要便是革除旧弊、涤荡迂腐。其根本不在空谈仁政爱民，而在于一切以大离利益为核心。像民贵君轻之说可留，但要明白，离人之利，高于一切；亲亲相隐之小爱，要化为家国天下之大爱。

至于服从陛下、拥戴朝廷、天下只能有一个声音，说的简单些，便是忠君，皇帝之利便是天下之利。

当然，昏君不算，这种皇帝连天下之利是什么都不知道。”

任平生继续说：“总之，今后之儒士，当以报效朝廷、服务天下为己任，而非汲汲于做个道德君子，终日揪着天子细过，博一己之清名。像这种不顾天下，只顾个人私利、清名者，要作为反面教材，钉在耻辱柱上，以示警戒。”

叔孙川神色肃然，拱手道：“臣听明白了。此前臣只知儒学当革弊、当忠君，却未将其与国之大计、朝廷实利真正贯通。今日大王剖析，臣方知以大离利益为核心七字之重。此乃改造之纲，纲举则目张。”

“臣日后主持儒学改造，必以此为绳：凡不能益大离、利万民者，虽旧典所载亦当改之；凡能强朝廷、固社稷者，虽俗儒所非亦当立之。臣必当让后世之儒不再以博清名为念，惟以效命朝廷、服务天下为归。”

任平生接话道：“原书不必删改，删改典籍这种事太缺德，我等不能做，仅需新作注释，日后以此注释为准。”

秦王此前虽有此交代，但今日再听之，叔孙川仍是不由松了口气。

“喏。”

任平生端起茶杯，抿了口茶，说：“还有一事，是关商贸，孤有一想法，诸位且看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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