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在住院部最深处那栋老楼里，外墙的瓷砖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买家峻让司机把车停在楼下，自己拎着果篮走进去。楼道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陈旧被褥混合的气味，拐了两个弯才找到那间六人间的大病房。

老太太靠窗躺着，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髋部打着钢钉，腿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薄毯。床边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正在给她擦手。看到买家峻进来，女人警惕地站起来。

“您是——”

“我是沪杭新城新任副市长买家峻。”他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老人家的案子。”

女人的眼眶瞬间红了。她叫张秀兰，是老太太的小女儿。过去一年她跑了市里、省里十几趟，材料递了无数份，每次都被“正在协调”四个字打回来。最绝望的时候她甚至在市政府门口跪过，被保安架走时膝盖磕在台阶上，到现在还留着疤。

老太太姓周，七十三岁，耳背得厉害。张秀兰趴在她耳边大声说了几遍，老人才缓缓转过浑浊的眼珠，枯瘦的手从毯子下伸出来，摸索着抓住买家峻的袖子。

“房子……我的房子……”老人的声音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他们半夜砸门……推我……”

张秀兰在旁边抹泪，替母亲把话补全。去年九月十三号夜里十一点多，拆迁队来了二十多号人，开着挖掘机堵在门口。老太太不肯签协议，他们就直接破门。推搡中老人倒地，髋骨骨折，从此再没站起来过。报案没人接，上访没人理，一家人被威胁“再闹就取消低保”。

买家峻坐在床边的塑料凳上，听张秀兰断断续续讲完，全程没有打断。他注意到病房角落里还放着一张折叠床，上面堆着被褥和饭盒——张秀兰辞了工，在医院陪护了一年。

“医药费怎么解决的？”他问。

张秀兰苦笑：“找亲戚借了八万，街道给了两万困难补助，剩下的——医院说可以缓一缓。”

“缓一缓？”

“街道办的人来打过招呼，说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让我别闹大。”张秀兰的声音低下去，“他们说，闹大了对我没好处。”

买家峻站起来，在病房里慢慢走了一圈。靠墙那排病床上的其他病人都悄悄打量着他，有人认出了他的身份，凑在一起低声议论。

他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常部长，医院这边的情况你安排人过来固定一下证据。对，现在就来。带上法医，老人的伤情要做正式鉴定。”

挂了电话，他蹲下来平视周老太太：“老人家，你愿不愿意作证？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说一遍？”

老太太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涌出泪来。她没说话，只是死死攥着买家峻的袖子，像攥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张秀兰在旁边哭出了声：“买市长，我们愿意。我们什么都愿意。这一年我跟我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再等等，总会有人管的’。终于等到了……”

买家峻站起身，对张秀兰说：“你准备一下，回头有律师来找你。医药费的事，市里先垫上。另外你这一年因为陪护损失的工资，等案子结了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张秀兰愣住了。国家赔偿这四个字，她以前想都不敢想。

从病房出来，买家峻在走廊尽头站了很久。老楼的窗户关不严，热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带着楼下食堂的油烟味。他想抽烟，手摸到口袋又停住了——医院不能抽。

常军仁派的人二十分钟后到了，两个法医和一个书记员，提着勘察箱匆匆上楼。买家峻交代了几句，便下楼上车回办公室。

车刚驶出医院大门，手机响了。是省委组织部周敏。

“买市长，解宝华那边有动静了，”周敏的声音很低，“他今天上午找了省委老干局的江副局长，两个人关着门谈了四十分钟。江副局长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江副局长。买家峻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名字——江明远，曾任省纪委副书记，三年前调到老干局，明面上是“退二线”，实际上在省里的关系盘根错节。解宝华找他，说明已经开始动用更高层的关系网了。

“还有，”周敏继续说，“解迎宾昨天买了去香港的机票，后天出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叫‘谢建国’。”

“能拦吗？”

“暂时不能打草惊蛇。省厅的意思，等他过了安检再动手。”

买家峻沉吟片刻：“周处长，麻烦你转告省厅，解迎宾的案子最好异地用警。沪杭新城本地的力量，我不完全信得过。”

“已经安排了。省厅经侦总队直接办。”

挂了电话，买家峻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脑子里飞速运转——解宝华找江明远，解迎宾准备跑路，杨树鹏还在看守所里关着。三件事同时发生，说明对方已经乱了阵脚。

乱了就好。乱了才会出错。

回到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份加密传真，是省纪委转来的。传真只有一页纸，内容是关于解宝华妻子名下资产的初步核查结果：三套房产，两个商铺，总价值初步估计超过两千万。其中一套在海南的别墅，购买时间是去年三月——正是旧城改造项目启动的那个月。

买家峻把传真锁进保险柜，拿起电话打给常军仁。

“老常，省纪委那边有东西过来了，你过来看看。”

常军仁十分钟后赶到，看完传真沉默了很久。

“两千万，”他叹了口气，“我在组织部干了三十年，一辈子工资加起来不到这个数。”

“眼红？”

“不是眼红，”常军仁摇头，“是心疼。那些钱，都是从沪杭新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你想想，一个解宝华就能刮两千万，再加上解迎宾、杨树鹏、周明礼——这帮人到底掏空了多少？”

这个问题买家峻没有回答。答案太沉重。

他换了个话题：“专案组的名单你报上去了吗？”

“报了。市纪委那边抽了两个人，检察院抽了三个，公安局抽了四个。都是底子干净的。另外——”

常军仁顿了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

“有个事你得知道。陈建斌，就是城东派出所那个副所长，今天早上主动找市纪委交代问题了。他说去年十一月十七号那天的出警记录是解宝华亲自打电话让他改的。原始记录他偷偷留了一份。”

买家峻接过材料翻了翻，是一份手写的出警记录复印件，上面的时间、地点和处置结果与后来正式存档的版本完全不同。原始记录写着“现场发现赌博工具及现金若干，涉赌人员五人”，正式存档却变成了“现场无异常”。

“这个陈建斌为什么突然反水？”

“他儿子今年考公务员，”常军仁说，“笔试过了，面试被刷下来。他找人打听，发现是被解宝华打了招呼——理由就是‘家庭背景有问题’。”

买家峻摇头。解宝华这个人做事不留后路，连自己人都往死里逼。这种性格，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迟早的事。

“陈建斌的交代材料先保密，”买家峻说，“等专案组正式成立后再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