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高丽儒学源自于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便深度融入其政治与文化体系，所以同样讲究宗法礼制，甚至比之中原儒学更加固守传统、看重正统。

在高丽士大夫眼中，“君权天授”需依托“宗主认可”来印证，王氏家族统治高丽数百年，早已被视为“正统”的象征，而李成桂以武力废王自立，本就不符合宗法礼制，若再得不到宗主国大明的册封，便会被贴上“僭越者”的标签。

这些士大夫大多深受儒学熏陶，将“忠君”“正统”视为立身之本，一旦认定李成桂的政权“非正统”，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对――或著书立说抨击其合法性，或暗中联络王氏残余势力，甚至可能勾结北元、倭寇等外部力量，搅乱国内局势。

届时，李成桂即便掌控了军队，也会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刚建立的新政权随时可能崩塌，这也是他为何急于求得大明认可的核心原因。

因此，他即位当天便召集心腹商议，定下了“尊明示忠”的策略。

即位第二天，李成桂便以“权知高丽国事”的名义，派遣门下侍郎赵胖为使者，携带厚礼出使大明，向朱元璋通报自己即位的消息。

为表谦卑，赵胖出发前，李成桂特意叮嘱他：“见大明皇帝时，需行三跪九叩之礼，辞务必恭敬，不可有半分傲慢，务必让大明知晓我对宗主国的尊崇。”

与此同时，李成桂又挑选艺文馆学士韩尚质为副使，让他带着两个国号方案一同前往――一个是“朝鲜”，取自上古时期的古国名，寓意“朝日鲜明”，既有历史渊源，又显祥瑞；另一个是“和宁”，既是李成桂的出生地，也是他早年的封爵号，暗含“以和为贵，安宁治国”之意。

李成桂此举意在表明：新政权的国号由宗主国皇帝裁定，自己完全遵从大明的意愿――他主动将国号这一象征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权力交由朱元璋决定，而非自行定夺，既是向大明彰显“藩属臣服之心”，表明新政权绝无脱离大明宗藩体系的野心；也是借大明的权威为自己“正名”，向高丽国内传递“新政权得到宗主国认可”的信号，以此削弱反对势力的舆论基础。

更深层的考量在于，通过这种“尊上让权”的姿态，换取朱元璋的信任与认可――只要大明点头承认他的王位合法性，不仅能让国内忠于王氏的土大夫群体失去“非正统”的抨击借口，减少政权稳定的阻力；更能借助大明的威慑力，防范北元等外部势力对高丽事务的干涉，为新政权的稳固争取宝贵的时间与外部保障，确保李氏家族的统治能够长久延续。

韩尚质临行前，李成桂私下对他说：“国号之事，全凭大明皇帝定夺！若陛下选‘朝鲜’，便遵陛下之意；若陛下选‘和宁’，也需叩谢圣恩。记住，唯有得到大明的认可，国内的士大夫才会消停，否则必酿巨变，我等多年心血将毁于一旦。”

李成桂望着使者队伍远去，回想起与李骜的承诺，心中也多少有了底气。

割让济州岛算不得什么，只要能够顺利改朝换代，稳固李氏在高丽的统治，这点“牺牲”根本不值一提。

在李成桂看来，眼下最重要的是换取大明的认可，让新生的政权站稳脚跟，至于一座岛屿的得失，不过是权宜之计。

他心中早已盘算清楚，只要等自己的王国发展起来，国力逐渐强盛，军队战力提升，而大明作为庞大王朝，总有经历兴衰更替、国力疲软的那么一天。

到那时，凭借李氏政权积累的实力，再重新商议济州岛的归属也不迟――或许是通过外交斡旋讨回，或许是借局势变化强行收回，甚至可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此刻的让步，不过是为未来的长远布局埋下伏笔，暂时的妥协，是为了日后更大的掌控。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