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罗墨卿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她的母亲在工作岗位上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救治，经过详细的检查最后确诊为晚期胃癌并伴有多发性转移。

按照医生的判断，留给罗墨卿母亲史教授的生命只剩下了短短三个月时间。

若是普通家庭，做女儿的肯定是会陪伴着母亲走完最后一程，但当时南极考察队的人员名单已经确定，所有队员都正从全国各地赶往北京开展集中训练，这让罗墨卿陷入了两难。

一面是无可替代的母亲，是将她养育长大的妈妈；一面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是几代极地工作者的梦想。

这两件事本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毕竟妈妈永远不是选择题，但已经打算向组织申请放弃参加南极考察建站任务的罗墨卿却被史教授给拦住了。

“国家培养你就是为了这一遭，安心去吧，妈妈还坚持得住，一定等到你回来。”

一句“谎话”，终究成了永远的遗憾。

史教授去世的那天，葬礼的那天，火化的那天，入坟的那天，罗墨卿都缺席了。

她不但失去了妈妈，还与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无法修复的隔阂。

百善孝为先，这条“铁律”贯穿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而作为史学大家并承受了丧妻之痛的罗教授实在无法接受自己女儿的选择，两人的关系就此降到了冰点，甚至有了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

而这也是他一开始严词拒绝老沈采访请求的真正原因。

但至亲之人间想要破冰，往往同样只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画面上的罗墨卿瘦了不少，南极的风雪将她的皮肤磨砺得无比粗糙，哪怕是对南极科考一无所知的罗教授也能看出女儿吃了很多苦。

与其说他是为了女儿在妻子最后时光的缺席而生气，不如说他是在记恨无能为力的自己。

画面与记忆重叠交错，罗教授想起了妻子弥留之际所说的那句话：“照顾好卿卿，她太要强了。”

烟花三月下江南，圆满结束采访任务的老沈和阿满走在绿意盎然的校园里，远处的钟楼始建于1919年，嵯峨宏伟，雕梁画栋，“饮水思源”的牌匾高挂，与背后的紫峰遥相呼应。

“这么急着就要走吗？不在南京多待几天？我们兄弟俩下次再能见上也不知道是啥时候了。”

老沈没有答应阿满的挽留，他手里的采访名单还有一大截，想要赶在南极考察队胜利凯旋前完成系列报道，只能日夜兼程。

“行吧，替我向你老婆问好，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直接说，千万别客气。”

稀松平常的寒暄，却可能是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里两人讲的最后一句话。

人生就像一部无法倒放的电影，每段被扬要重来的经历或许最终都成了唯一。

老沈在人流中朝着阿满挥了挥手，阿满抬了抬下巴，用眼神向老友致意。

“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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