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员说：“要让到这一步，凶手必须事先进入过这家店，而且有足够的时间爬上去，把每一个摄像头都动过，还要对准摄像头提前录好素材。”
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犯罪。
陆诚问周涛：“那个罗建，查了吗？”
“正在查。”周涛说，“本地人，现在在哪，干什么，我让人去摸。”
方磊在边上小声嘀咕：“这案子……凶手这么费劲，图啥？八十万，分到个人身上也没多少钱。”
“不是为了分钱。”陆诚说，“保险柜是正常打开的，说明凶手要么有钥匙，要么知道密码。密码只有死者和老板知道，死者死了，老板有不在场证明。有第三把钥匙的，是罗建。”
“可是。”方磊皱眉，“钥匙有了，密码呢？罗建当初撤股走的时侯，知道密码吗？”
“任老板说密码二十年没换过。”陆诚说，“他合伙开了三年，有没有机会知道密码，不好说。”
“万一他不知道密码，保险柜也打不开啊。”
“他有另一个办法。”陆诚说，“让葛永年替他开。”
方磊一时没反应过来。
“葛永年不认识他。”陆诚说，“所以葛永年那天晚上，见到凶手，会开门让他进来，会在凶手的指示下，走到保险柜前，输入密码，用自已那把钥匙，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凶手从后面，一下。”
“以死相逼。”方磊嘀咕了一声，随即回味过来，“不对，凶手怎么让葛永年开门？这老头值了十几年夜班，半夜有人敲门会随便开？”
陆诚没答这个问题，转向周涛。
“后门那边，地面有没有提取到痕迹？”
“后巷今天早上就保护起来了，后门附近的地面我让技术员又细看了一遍。”周涛翻记录，“门口的土地上，有一处新鲜的划痕，方向是从后门往后巷方向，长度大概半米，宽度……”他抬起头，“像是拖轮子的痕迹，但是很浅。”
“带轮子的工具箱。”陆诚说，“他在后门等着，葛永年开门，他拉着工具箱进去，然后插上插销。工具箱里是梯子——折叠梯，够轻，能拆开装进箱子里。凶手要事先把六个摄像头全部动过，就需要一个梯子，这个梯子他不可能一直放在店里，他当晚带进去的。”
“可凶手是怎么说服葛永年给他开后门的？”方磊追问。
陆诚想了一下，说了两个字。
“认识。”
后间的床头柜上，那副老花镜，那个搪瓷缸，那碗已经干了的面汤垢。
一个在这里待了十九年、值了十多年夜班的老人，深更半夜，有人敲后门，他开了，没叫，没跑，走回到营业厅，走到保险柜前面，把保险柜打开。
“他不害怕。”陆诚说，“他认识这个人，信任这个人，或者这个人对他说了一个他相信的理由，让他开了门，让他开了柜子。”
营业厅里一时静下来。
窗外老街的青石板路上，有卖豆腐脑的摊贩推着车慢慢走过，梆梆的声音传进来，一声一声。
“那个人。”方磊慢慢说，“一进门就绕到他后面去了。”
陆诚没说话。
他重新看了一眼那扇开着的保险柜门。
里面那几只排列整齐的绒面托盘，还是整整齐齐放着。
……
回去的路上，方磊开着车，有一搭没一搭地问：“陆队，罗建这个人，你觉得是他吗？”
“说不准。”陆诚说，“有第三把钥匙的是他，十年前的事了，钥匙还能不能用，保险柜换没换锁，都是问题。”
“那凶手怎么知道密码？”
“密码或者从葛永年口里问出来，或者是从别的地方得到的。”陆诚说，“任永茂说二十年没换密码，一个密码用二十年，知道的人，不一定只有他们两个。”
方磊想了想，说了一句话：“那死者的儿子呢？”
陆诚没回答。
车窗外面，老街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青石板路被灯光打得有点模糊，像是泡在淡黄色的光里。
他想起那碗干了的面汤垢。
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小的后间，二十年，跟这家店的东西一起旧下去。
有人敲后门，他开了。
……
第二天早上八点，陆诚到分局的时侯，周涛已经在了，桌上放着两杯豆浆，一叠材料。
“你昨晚几点睡的？”陆诚问。
“没睡。”周涛推过来一杯豆浆，“罗建的情况查出来了，你先看。”
罗建，五十四岁，本市人。
十年前从恒丰典当行撤股之后，自已在城西开了一家小型当铺，生意一般，三年前关了门。关门的原因，是欠了一批债，资不抵债，把铺子顶给了债主。
三年前到现在，在本市无业，租住在城西的一处城中村，单身，没有固定收入来源，靠打零工为生。
“本市吗？”陆诚说，“昨天在哪里？”
“这就是问题所在。”周涛说，“我昨天让人去找他，人不在出租屋，房东说他昨天白天出门，到现在没回来，手机打不通。”
“这就是问题所在。”周涛说，“我昨天让人去找他，人不在出租屋，房东说他昨天白天出门，到现在没回来，手机打不通。”
“出逃了？”
“不好说，可能是凑巧，可能是跑了。”周涛说，“我已经让人去把城西的出口盯着，高铁站、汽车站、加油站都打了招呼，如果他昨天夜里出城的话，应该能查到记录。”
方磊端着一个烧饼走进来，嘴里还嚼着，含糊地说：“有新情况，葛永年儿子到了。”
……
葛春来，三十七岁，在外省跑货运，身材壮实，晒得很黑，昨晚坐了一夜的车，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见到陆诚，第一句话是：“我爸死前，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意思？”陆诚问。
“有没有人提前知道他要出事。”葛春来说，“我爸昨天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有话跟我说，让我最近回去一趟。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回来再说。我当时忙，说下周吧，他说行。”
审讯室里静了一下。
“他打电话给你，是几点？”陆诚问。
“下午三点多。”
葛永年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之间。
他在死前八个小时，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有话要说。
“你们父子关系……”陆诚斟酌了一下。
“不好。”葛春来直接说，“我妈跟他离的时侯，我跟我妈，他一年也没打几个电话。我大了，也没什么来往。”
“他打来电话，是不是不太寻常？”
葛春来沉默了一下，点点头。
“有多久没联系了？”
“半年多。”他说，“上次联系，还是我妈生病，我打给他，让他知道一声，他说知道了，就挂了。”
“那这次他主动打来，你猜是什么事？”
葛春来没说话，手放在桌上，捏了一下，又松开。
“他说，他最近碰上一件事，拿不定主意，想找我商量。”他慢慢说，“我问他什么事，他说电话里不好说，见面说。”
“拿不定主意。”陆诚把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什么样的事，会让一个在典当行干了二十年的老员工拿不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