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在这种拉扯中一天天滑过去，转眼就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那位的办公桌上堆了更多的卷宗，烟灰缸里的烟头换了不知道多少轮。

专案组换了三波人，第一波被调走的那位干员至今还在接受内部审查，第二波里又有一人因“身体原因”主动申请退出，剩下的人嘴上不说，眼神里的那股劲头却明显矮了一截。

就在僵局持续到专案组成立的第三十五天傍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漫长的沉默。

那天那位回到家，妻子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说是下午邮递员送来的，鼓鼓囊囊的。

他拆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茶几上，一张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a4纸。

复印件是扫描件打印出来的，日期、金额、账户号、收款方信息一应俱全。金额不大，但足够说明问题。

那一笔钱从账户a转到了账户b，而账户a的户名，恰好跟某人身边一名高级幕僚的母亲的名字对得上。

那张a4纸折了三折，展开之后是一份手写的名单，一共七个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日期和一个金额。

格式和当初记者招待会上那份匿名材料如出一辙。

那位站在客厅那盏暖黄色的落地灯旁，灯光从侧面打过来，在他脸上切出一半明亮一半阴影。

他把那张名单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三遍，手指没有抖，但关节微微泛白。

他放下纸，拿起手机，给专案组组长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明天早上七点来我办公室，有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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